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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1）某些群体遇到的困难或者困境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解困的。

最高法院在1990年听审的129件案子中，有37件案子的表决结果呈5:4的分立态势（中译本第3-4页）。就此而言，斯卡利亚大法官走的是一条事倍功半的道路：技术上艰辛无比，主观上仍然需要做出选择。

[20]遗憾的是，却伯和多尔夫忽略了这种检测进路。不过，宪法解释中的每一个价值选择，都关联着何为正义的问题，自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又有谁能回答这种问题呢？是故却伯和多尔夫的失败是难免的，大法官们的黑袍和威仪则是必要的。在两人对各种宪法解释方法—尤其是原旨主义进路—的批判分析中，实际上内嵌着一条通贯全书的红线：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系列无穷尽的选择，指引宪法性选择的那颗北极星，是最高法院所担当的保障人权的司法职责。不过却伯和多尔夫认为，这种观点站不住脚。没有文本之外的那些前提、离开了那部看不见的宪法，就无法理解宪法文本的意义。

谬误之一是分解式(dis-integration，去整体化）解读，忽视宪法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而成为一个整体的事实。众多宪法性事案的争点，在于如何界定既有权利和被主张的权利的概括度，或者说，解释者应当以怎样的概括度来描述这两种权利。其后，卡尔•施密特对制度保障理论做了重大贡献，他认为：魏玛宪法中的学术自由规定，只有透过制度性保障，才能成为德国大学的基本权利，因为魏玛宪法规定学术自由的条款，并没有提及大学。

虽然根据《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文化权利经常和经济与社会权利被列举出来，但文化权利获得的关注却比其他两者少了许多，且常常被完全忽略，是一种被忽略及被遗忘的人权类型。[42] 周志宏：《学术自由与科技研究应用之法律规范》，载李鸿禧教授六秩华诞祝贺论文集编辑委員会编辑：《现代国家与宪法》，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3月版，第539—589页。这种概念下的思维并不提供对迄今为止陌生之物的洞见，而是要廓清我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者我真正相信的是什么。在高等学校中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应当遵守法律。

[22]而知识创新、科技进步是需要学术自由作为法治保障的，所以，学术自由的集体性价值，也就是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作用和价值，已经超过以往的任何时代。[14]甚至有学者认为，文化即自然的人化，凡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都属于广义的文化。

[22] 陈学飞主编：《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当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1页，[23] 董宝城：《教育法与学术自由》，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5月版，第112页。不同的是，德国基本法第5条规定了艺术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低47条没有把教学自由作为一项独立的自由加以规定。廉希圣主编：《中国宪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21]其二是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创新性问题，即温家宝总理提出的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22]这两个问题折射出我国大学制度设计中科学研究的缺失。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6-17页。单纯的以知识传输为目的，而不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教学活动，也不宜纳入科学研究自由的范围中来。并且普遍把科学研究自由作为一种文化权利或者文化活动自由的下位范畴，或者其中的一部分，从而消解了科学研究自由独立价值。在学术努力的方向上，或者甚至是在所要进行学术活动的场所中，不仅没有时间的限制，而且只有很少的关于努力方向或学术工作场所的规定。

甚至不限于学校内的教学，即便是私塾中基于个人学术研究的教学，也应该受到保障。（1） 从学术自由中推导出来在德国以及受德国法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普遍认为大学自治是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法兰克福特和哈蓝（Harlan），在Sweezy v.New Hampshire判决的协同意见书中提出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即在学术的基础上自己决定谁来教？教什么？如何教？以及谁来学？。即科学研究活动不得损害国家的、集体的社会的利益。

童之伟、殷啸虎主编：《宪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77页。其二，教学与学习方面，包括课程设计、教学方法、科目订定、讲授内容、学力评定、考试规则、学生选择科系与课程、学位授予、就业咨询、学籍管理、学生注册事宜、学生休学、退学等。科学研究自由或者学术自由是一项独立的权利或自由，不需要从属于文化权利，也不需要依附于思想或者精神自由。[13] 前引10，许育典书，第152页。其二，透过立法的规定，由大学自治权取代立法权限用以保障并规制大学成员的权利和义务。Hessen邦宪法第60条第11项规定：大学及国立专门大学享有国家之保护，且受国家之监督。

而在国际人权公约中，文化权利的核心内容却是参加文化生活。校长考选委员会选出二至五名候选人，最后交由全体教授表决之，表决后人选送教育部任命。

亚洲国家日本国宪法第23条：学问自由应受保障。Bayern邦宪法第138条第2项规定：大学有自治之权利。

从中国宪法学的层面看，文化权利可以包括科学研究自由、文学与艺术创作自由以及其他文化活动自由，甚至可以涵括受教育权。大学内的最高决定权应该操在由教授组成的团体及教授会议手中，并且对校内认识及教学、研究事项享有决定权。

一种是宪法解释依据，即从宪法规定的学术自由或者表达自由中推导出来。新中国成立后，学术自由在宪法文本或者宪法性文件的表述为科学研究自由。[42]（四）关于学术自由的争论在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学术自由的学术争论主要围绕学术自由的主体、学术自由的内容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争论的主要问题有：1、学术自由主体是否仅局限于大学教师或高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一种观点认为，学术自由只限于大学或者相当于大学的专科学校以上的教授和教员，因为高等教育学校才是国家从事高等学术、研究与教学的处所，学术的产生与发展是在高等学校内进行，高等学校内的教员与教授，是国家学术的主要研究者和传播者。（三）科学研究自由的界限在德国基本法中，学术自由和艺术自由，与人性尊严、宗教自由一样，被称为无法律保留的权利，对于该项权利没有规定可由法律或基于法律予以限制，也就是说，立法机关不能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来限制这些自由。

有学者就认为：学术是基于学术上的研究方法，从事发现、阐释及传播知识的活动过程。也就是说，从学术自由引导出大学自治，需要一套推论的过程，而制度性保障恰好可以作为推导的桥梁。

首先，大学的自治权是大学自治的核心要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自治规章制定权，大学自治权本质上属于教育行政权，不仅包括对于个案的行政处理权，还包括抽象性规则的制定权。大学教师具有与法官相近似的职务上的独立性，公务员必须服从上级长官的命令这一原则，在科学研究和教学的范围内，不适用于教师。

[27] 周志宏：《学术自由与大学法》，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80页。能够从科学角度理解的那种真理只是一个纯粹的理性证据的问题。

英文中的Academic Freedom.而其中德文所使用的akademische 一词是德国学术自由概念的传统用语，主要是指在大学中教师所享有的教学自由（Lehrfreiheit）和学生的(Lernfreiheit)。[1]2、教学自由的主体是否包括下级教育机构一种观点认为，教学自由是高等研究和教育机构（大学）的自由，不包括下级教育机关。[8]所以，学术自由只有具体落实到大学里的科研和教学等事项，才具有实际意义，大学自治作为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或者团体性的学术权利而得到确认和保障。相对的，下级教育机关与其说是学问自由，毋宁是以根据儿童、学生身心的发展而从事普通教育为目的。

[25]上述外国宪法中规定的学术自由，在民国时期即被移植到当时的宪法草案文本中。第二，科学知识是有内在说服力的。

反对的观点则认为，学术自由的主体除了大学教师和高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之外，还包括民间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各级教育机构的人员和大学的学生。国家基于法律明定的特殊目的而取得支配的、与人格相关的资料，通常是不容许科学研究者接近的，只有在得到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才容许为学术性研究目的而储存、利用个人资料。

如果因为研究需要而个人资料的话，隐私权就可能与研究自由发生冲突。[11]其三，国际人权法释义层面的文化权利。